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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號檢察建議”為牽引助推校園法治教育
發表時間:2021-02-05來源:檢察日報
  
  “三人談”研討嘉賓:
  
  ◇王敬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教授
  
  ◇楊新娥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主任
  
  ◇郭院麗 北京一零一中學學生處主任
  
  ◇主持人:王海瑞
  
  編者按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要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不斷提升全體公民法治意識和法治素養”的要求,抓好“一號檢察建議”監督落實,推進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實施,提升未成年人保護水平,近日,檢察日報社主辦,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協助、指導,檢察傳媒研究院、最高檢影視中心承辦“‘一號檢察建議’和校園法治教育”三人談研討活動,邀請法學專家、教育專家和未檢業務專家,圍繞校園法治教育的時代背景與嬗變、校園法治教育與預防犯罪的關系、推動校園法治教育工作的多方力量等問題進行研討,敬請關注。
  
  問題一:進入新時代,校園法治教育呈現出哪些新特點和新變化?與一般社會普法相比,校園法治教育的普法邊界在哪里?
  
  王敬波:當前,青少年法治教育沿著兩個軌跡進行:一個是社會普法活動;另一個是在學校中開展的以學科教育為標志的法治教育,重點是在思想品德課和思想政治課中傳遞法治教育。這兩者的差異非常大:社會普法沒有特別針對青少年進行,具有隨機性和非系統性;學校法治教育的優勢在于系統性強,更有針對性地對應學生的身心特點。青少年法治教育進入新發展階段,首先要特別強調系統性、科學性和針對性,不能泛泛而論。法治教育其實是素質教育或者是公民的底色教育。從這個角度來說,整個法治教育的目標是多元化的,包括但不限于防止未成年人犯罪,同時也應該是系統的、全面的、科學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是中國法治教育的未來,未來年輕一代的法治素養的養成決定我們整個國家法治發展方向,這是我們法治國家的一個基礎性工程。
  
  楊新娥:校園法治教育這幾年有兩點變化:第一,學校對法治教育的需求越來越迫切;第二,校園法治教育的內容、形式更加豐富,在專業化、精細化上有很大提升。普法邊界就是普法專業性的問題。比如防性侵教育中,我們教孩子保護自己的身體。在開展活動的過程中,不能簡單地告訴孩子“辦理的案件中熟人性侵的非常多”,這樣,孩子可能就覺得周圍的環境是不安全的。這就需要我們讓孩子們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就是犯罪的這一小部分人里可能熟人比較多,原因在于罪犯跟小孩有接觸機會,也有可能是老師或者家長對孩子照看得不是很到位,給了壞人可乘之機。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是好人,生活中我們都是互相幫助的,應該給孩子們傳遞這種正確的理念。當我們教育孩子如何安全自護時,需要用專業的字眼傳遞知識,用專業的語言體現專業的教育,給孩子傳遞正確的觀念。
  
  郭院麗:校園法治教育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個變化是更加普及。如法治進校園和檢察官擔任法治副校長活動在中小學已經普遍地推廣開來,內容也非常豐富。第二個變化是更加具有時效性。檢察官進校園,與老師、學生座談,會根據學生的成長實際,有針對性地進行法治教育活動,而這也與我們德育的“落小、落實、落細”的特點相結合。第三個變化是協同推進。學校、家庭和社會共同推進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形成合力,這樣可以整合優質資源,共同促進青少年成長。
  
  校園法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識,增強他們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培養法治公民。與專業法律人才的培養和專業法律知識的學習不同,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適合向未成年人披露。校園法治教育的普法邊界主要是內容邊界。目前,從教育部到各級主管部門再到基層學校,都采取了很多強有力措施來落實“一號檢察建議”的要求。比如,加強對老師的師德培養,強化教師準入制度;進行校園安全隱患排查,提高硬件保障;完善各項制度,包括宿舍管理制度、教師管理制度、社會人員進入學校的核查制度等。
  
  問題二:目前,哪些法治教育形式更受未成年人歡迎?針對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人,校園法治教育的內容和形式分別有哪些特點?
  
  王敬波:我們發現,互動式、參與式、體驗式的教學方式更受青少年歡迎。如學校中普遍采用的模擬法庭,有較強的參與感和體驗感。目前,學校的法治教育內容更加豐富,形式更加新穎。越貼近學生生活的法治教育形式,越能引發學生共鳴,教學效果就越好。參與式、體驗式、互動式、思辨式的教學方式更有利于青少年法治意識的養成。
  
  楊新娥:對于不同年齡段群體,法治教育的內容和方式是不一樣的。針對幼兒園階段,可以讓小朋友從互動小游戲中接受規則意識。針對小學生階段,我們會設計很多問答環節,比如什么叫隱私部位等,這種問答的互動形式對于小學生來說,特別容易接受。而對大年齡段的孩子來說,法治知識競賽、憲法誦讀等形式的活動更受歡迎。
  
  郭院麗:我們中學開展法治教育的形式主要有四類:第一類是法治進校園活動,檢察官擔任法治副校長,這類活動給我們帶來系統的法治教育的課程和內容,深受學生喜愛。第二類是大型主題教育活動,學校會邀請檢察官和法治副校長一起參加,共同見證未成年人的成長。這種活動一方面能夠讓檢察官和法治副校長更加清楚地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長特點和需求,有針對性地進行法治教育;另一方面,也讓學生感受到法治并不遙遠。第三類是實踐活動,如組織學生到學校所在區法院旁聽庭審,到北京市知識產權法院進行為期一周的職業體驗。第四類是模擬法庭和校園微法庭。學生之間發生的分歧,可交給校園微法庭來裁決。
  
  問題三:校園欺凌是社會各界廣為關注的一種危害學生權益的行為,該如何教育學生們分清相互之間的玩笑、游戲與欺凌的區別和界限?
  
  王敬波:學生身心特點決定了其不太容易區分什么是同學間的玩鬧,什么是違法行為。孩子間的玩笑、游戲與欺凌有幾個層次的區別:一是表現形式不同。同學之間開玩笑,可能只是同學間的一個小的交往事件,達不到欺凌的程度。如果行為表現為圍毆或掌摑,顯然它就達到欺凌的程度了。第二,損害程度不一樣。欺凌的損害后果非常嚴重。目前司法實踐中,主要依據行為的表現形式、行為的重復程度、損害后果,以及對被欺凌者所造成的影響等幾個方面來綜合判斷。一方面,要高度重視學生之間的欺凌所造成的損害后果,進一步明晰標準,以便于司法實踐操作。另外,學生的身心特點使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行為,對很多行為的邊界把握不夠清楚。從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建設角度看,學校要建立學生欺凌防控制度,但這個邊界恐怕很難由學校自己確定。應當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同時又能關注到各地不同的特點,并且也應給學校一定的自主權,能夠通過進一步細化標準使其更適用于本校。
  
  楊新娥:校園欺凌案件有的比較嚴重,一般都表現為尋釁滋事、故意傷害等。對于檢察機關而言,要做好兩件事:第一是辦理好案件,對行為準確定性。同時,做好案件中相關人員的幫教和救助工作。對案件中的行為人,委托社工開展幫教和調查,對于不夠刑事責任年齡的人作臨界預防幫教。另外,會請專業的司法社工進行幫教,進入家庭。此外,可以為被害人聘請社工和心理咨詢師,對其進行長期幫助。第二是發揮法治教育作用,真正達到預防犯罪目的。把專業的社工引入學校,發揮作用。他們主動參與班級的管理和班會的建設,能夠真正解決學生遇到的問題。
  
  郭院麗:中小學校園欺凌只是個別現象,但一旦發生,對學生的傷害非常大。我們學校處理校園欺凌可概括為“四個立即”:立即制止欺凌行為,采取有效行動,以儆效尤;立即對欺凌者和被欺凌者進行單獨談話,掌握第一手資料;立即喚醒責任到位,必要時求助未檢部門;立即啟動心理干預機制,尤其是對被欺凌的孩子要讓他相信公平正義,慢慢被治愈。在處理欺凌事件的時候,一定要快,這個“快”是快速解決,不留后患;是眼疾手快,減少傷害;是在悲傷蔓延之前的快人一步,是在悲劇釀成之前的快馬一鞭。
  
  問題四: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目前的工作實效如何,還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問題發生后,學校和司法機關有哪些相應的心理干預或輔導機制?
  
  王敬波:成效比較突出,但問題也存在。第一,心理咨詢老師配備不太到位,尤其在中西部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心理咨詢老師的配備不健全。第二,心理咨詢的工作機制不完善,包括如何打消學生顧慮,使其求助心理咨詢老師。第三,心理咨詢和醫療資源之間有效銜接機制需進一步構建。學生進行心理咨詢,老師要給予必要的疏導,如果后續學生出現比較嚴重的心理問題,需要送醫治療,就需要建立有效的送醫制度來解決。在學生心理教育問題上,教育部門、學校、家長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但仍然需要進一步評估心理教育和其他知識性學科教育的關系,這需要更長遠和宏觀的規劃。目前,國家已經開始進行頂層設計,加大師資培訓和配備。另外,也要注重對家長的教育。
  
  楊新娥:心理教育對于未檢辦案來說是特別重要的工作。對于案件中的未成年人,無論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涉案的需要救助的未成年人,我們都會委托社工,必要時委托專業的心理咨詢師來進行心理教育。在具體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表現出來的是違法犯罪,侵害他人的財產權、人身權,但根源在于他們可能存在心理上的問題,需要專業的心理咨詢師給予幫助。在工作實踐中,心理疏導、教育已經成為未檢辦案的機制之一。北京市檢察機關不少未檢檢察官具有心理咨詢師資格。未檢檢察官具備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知識也是常規工作要求。
  
  郭院麗:20多年來,各個中小學的心理室從無到有,到現在已經非常完善。如我們學校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心理中心,配備心理老師,開設心理課程,成立心理社團,組織心理測評,建立心理檔案。這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起到了保駕護航作用。尤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學校組織學生成立學生成長共同體,按照優質、均衡的原則,把6到7名學生組成一個學生成長共同體,每個共同體配備一位教師導師、一位家長導師和一位學長導師,以便保證學生的身心健康。
  
  問題五:新修訂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國家加強專門學校建設,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進行專門教育。這種專門教育與一般的校園法治教育有何不同?
  
  王敬波:一是對象不同。校園法治教育針對所有學生,專門教育主要針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二是課程體系不同。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課程體系帶有較強的教育矯治的目的。三是教育的目標不同。一般的校園法治教育目標是培養學生的法律意識。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學生開展的專門教育更有針對性,目標在于有效矯正其不良行為,促其回歸正常學校生活。
  
  楊新娥:專門教育跟一般學校的法治教育有很大區別。專門學校的學生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有嚴重不良行為,特別需要培養法治和規則意識;另外一部分是不能適應普通學校教育的群體,其行為與普通學生沒有太大差別,只是由于一些原因不能適應普通學校的學習。對這類孩子,專門學校提供個性化教育。專門學校的法治教育在教育的針對性、強度和精細化程度上可能都是不同的。專門教育在國家教育體系中是非常重要的門類。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實施對于這類教育的轉型和發展有較大幫助。
  
  郭院麗:專門學校是一種矯治模式,通過讓未成年人離開原來所受的不良環境的影響,在校園多重保護中,減少實行違法行為的幾率,同時彌補基礎教育在這方面的不足,以及原生家庭愛和教育的缺位,提供一個比較適合其成長的環境。一般學校的法治教育主要是提高法律意識,增強對法律的認識,培養法治公民,這是衡量現在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內在要求。
  
  問題六:在推進校園法治教育工作中,學校應該如何作為?
  
  王敬波:目前,學校的法治教育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地區之間不平衡。北京、上海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在師資配備上更加到位,但是有相當一些地區缺少或者沒有法治教育方面的師資配備,課程體系難以開展。此外,學校對法治教育的認知還存在冷熱不均。有些學校對法治教育的認知度比較高,能夠保障課程體系的安排,但也有部分學校更重視學科教育,對法治教育的認知仍然停留在說起來重要、忙起來不要的階段。這個問題不光是學校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認知的問題。
  
  楊新娥: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未成年人及家長對于法治教育的需求已經從“有沒有”轉變到“好不好”的階段。校園的法治教育在校園內部自身建設上還需要提升,主要問題是相關師資專業性較低,從個人的角度說,得到專業提升的機會少。另外,在處理學生之間發生的具體問題時,科學方案比較匱乏。校園法治建設對未成年人的成長非常重要,既要從大的角度把師資和專業性做好,在小的方面,要能真正解決具體問題。
  
  郭院麗:法治教育是學生綜合素養培育的重要內容。一方面,學校希望能夠不斷創新法治教育的形式和內容,挖掘適合中學生的法治教育,把法治思想和理念講到學生的心里去,使其內化于心、外化于形。另一方面,作為直接面向青少年的學校,更加了解青少年的成長需求,更有可能把青少年發展過程中成長的需求,如學生希望有什么樣的教育資源,向社會的相關機構作出反饋,以便整合優質的教育資源。
  
  問題七:“一號檢察建議”發出后,“法治進校園”“法治副校長”工作陸續在各地深入開展。與各地學校單獨開設的法治教育課相比,這種法治教育方式有何特色之處?
  
  王敬波:“一號檢察建議”對于推動全社會提高對法治教育的認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會對法治教育的認知程度,也是對全社會的普法教育。通過“一號檢察建議”,檢察官們積極踴躍地擔任法治副校長,參與學校的法治教育,成為推動學校法治教育的重要力量。在學校,既懂法,又懂教育和學生心理的老師非常缺乏,未檢檢察官就是這類人才,素養非常高,又有比較高的教育知識儲備,有很鮮活的案例?!耙惶枡z察建議”推動了檢校合作,調動檢察院的各方面資源和力量,幫助學校提升法治教育效果,豐富學校法治教育形式,是非常好的工作機制。
  
  楊新娥:我經常思考檢察官進校園的優勢在哪?如何做出自己特色的法治教育?第一,源于檢察官的權威性。老師們經常提到,檢察官穿著制服來到學校,使學生對這個職業及形象有天然權威的感覺,檢察官所講法律知識更能讓學生信服。第二,源于檢察官的專業性。檢察官擁有的最優勢資源是辦理的大量案件,能夠通過這些案件以合適的方式向學生傳遞規律性的內容,讓他們學會預知風險,遵守規則,避免侵害別人和被別人侵害。第三,“誰執法誰普法”,檢察官應該承擔起這樣的社會責任。
  
  郭院麗: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來做當然是最好的。我們的“法治進校園”“法治副校長”關心未成年人的成長,也帶來司法一線豐富的案例。相比學校開設的法治課,學生更愿意聽檢察官講課。在校園模擬招聘會中,我們邀請的法官和檢察官的專業素養都非常高,積極熱情地跟學生交流。這種對孩子潛移默化的影響可能勝過很多說教。
  
  問題八:家庭、學校、社會、司法應該如何發力,阻擋包括互聯網亂象在內的不良環境對未成年人的負面影響?
  
  王敬波:這個問題是青少年法治教育、青少年教育中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單靠一方的努力無法實現。第一,要加大制度建設的力度,比如互聯網審查制度的落實、落地。第二,要依靠學校實現相應保障。比如在學生使用的手機、電子設備中安裝必要的軟件,通過軟件控制學生的使用時間等,這些可以通過制度建設和技術手段進行。第三,需要家校協同。學校有多種方式進行控制,且效果比較好。比較難的是在家庭方面進行努力,因為家長可能自己每天都在刷手機。
  
  楊新娥:這兩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不少都跟互聯網有關聯。首先,要加強網絡管理和網絡生態治理。其次,從未成年人普法教育角度出發,加強未成年人和家長網絡素養的培養。再次,檢察機關應當履行參與社會治理的職責,尤其是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發展起來后,未成年人檢察要發揮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的優勢,做好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檢察工作。檢察機關以前辦一個刑事案件,可能受益的是一個孩子和一個家庭,而未檢公益訴訟案件,可能受益的是整個社會,包括許多孩子和家庭。
  
  郭院麗:要解決這個問題應該堵疏并舉,堵是凈化網絡環境,給孩子們營造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同時,要引導未成年人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分數的高低只是一時的高下,“三觀”正確才是一世的財富。此外,社會要有比較好的支持系統。如果一個孩子在生活中比較苦悶,他可以求助老師、向同伴傾訴,除此之外還應該有其他的傾訴途徑和解決渠道。最后,家庭教育一定要到位。家是一個講愛的地方,要給孩子足夠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責任編輯:王 泓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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